最高院知識產權法庭2019年度報告

作者:立博官网网址app   |    时间:2020-04-22 14:30 92

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大力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高度重視知識產權保護,立博官网网址app從建設知識產權強國和世界科技強國的戰略高度,作出設立最高人民法院知識產權法庭(簡稱“法庭”)的重大戰略決策部署。2019年1月1日,法庭正式揭牌成立,成為世界范圍內首個在最高法院層面設立的專門化知識產權審判機構,行使統一審理全國范圍內專利、壟斷等技術類知識產權上訴案件的終審職能,承擔進一步統一技術類知識產權案件裁判尺度、進一步提高審判質量和效率、進一步提升司法公信力和國際影響力、進一步為加強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和國家知識產權戰略實施提供司法保障的職責使命。

自成立以來,法庭始終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全面貫徹落實黨的十九大和十九屆二中、三中、四中全會精神,切實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做到“兩個維護”。圍繞黨中央賦予的職責使命,積極在最高司法層面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堅持“高起點、高標準、高水平、國際化”標準,秉持“創新、精進、智慧、卓越”庭訓,不斷深化技術類知識產權審判領域改革,充分發揮技術類知識產權審判激勵和保護創新、促進科技進步和社會發展的職能作用,保障和服務國家經濟社會發展大局,并在知識產權國際司法保護實踐和規則形成中貢獻中國經驗和中國智慧,努力推動知識產權國際規則和治理體系朝著開放包容、平衡有效的方向發展。

統一專利等技術類知識產權案件裁判標準,是法庭設立的重要目標。2019年,法庭立足司法審判職能,依法公正高效審結了一批專業技術性較強的知識產權案件,形成了一批具有典型示范作用的標桿性判決,建設實施“統一裁判標準系統工程”,進一步推動了技術類知識產權案件裁判尺度的統一。

2019年,法庭共受理技術類知識產權案件1945件,審結1433件,結案率73.7%。其中,受理民事二審實體案件962件,審結586件;受理行政二審案件241件,審結142件;受理管轄權異議二審案件481件,審結446件;受理其它類型案件261件,審結259件。

就案源地區分析,案件排名前十位的分別為北京知識產權法院(376件)、廣州知識產權法院(297件)、上海知識產權法院(143件)、南京知識產權法庭(107件)、深圳知識產權法庭(96件)、寧波知識產權法庭(85件)、蘇州知識產權法庭(71件)、杭州知識產權法庭(70件)、青島知識產權法庭(67件)、濟南知識產權法庭(53件)。上述數據大致反映出技術類知識產權糾紛在全國的分布情況,并表明:越是經濟發達地區,涉技術類知識產權的經濟活動越活躍,相關糾紛也越多。

在法庭受理的241件行政二審案件中,行政授權確權類案件230件,行政處罰類案件7件,其他行政案件4件。在行政授權確權類案件中,發明專利權無效行政糾紛80件,發明專利申請駁回復審行政糾紛71件,實用新型專利權無效行政糾紛57件,實用新型專利申請駁回復審行政糾紛9件,外觀設計專利權無效行政糾紛13件。其中,占比較高的糾紛類型分別為發明專利權無效行政糾紛(33.2%)、發明專利申請駁回復審行政糾紛(29.5%)、實用新型專利權無效行政糾紛(23.7%)。

2019年,法庭共審結二審案件1174件。其中,以維持原審裁判方式結案的為731件,以撤訴方式結案的為280件,以調解方式結案的為71件,調撤率為29.9%,以發改方式結案的為92件,發改率為7.8%。法庭發改的92件案件中,民事二審實體案件66件,管轄權異議二審案件21件,行政二審案件5件。

2019年,法庭共受理174件涉外、涉港澳臺案件。其中,民事二審實體案件50件,行政二審案件52件,管轄權異議二審案件71件,其他案件1件。按地域統計,涉歐盟國家75件,涉美國54件,涉日本15件,涉韓國4件,涉加拿大、以色列各2件,涉澳大利亞、南非各1件,涉港澳臺20件。

第二,案件社會影響大。一是案件涉及的知識產權市場價值較高,權利人一審主張侵權賠償額超過1000萬人民幣的案件有17件,過億元的有3件;二是案件涉及標準必要專利、醫藥專利等前沿科技和國計民生,社會關注度高。

第三,程序交織案件多。法庭受理不少競爭性互訴案件,當事人在不同法院相互提起多個民事、行政訴訟,涉及不同審級、不同程序的關聯案件多。法庭從審理程序、裁判尺度、統籌調解等多方面著手協調處理,成效較好,2019年審結的二審案件調撤率達29.9%。

第四,案件審理周期短。由于民事與行政程序交織、技術事實查明難度大等多方面因素,技術類知識產權案件的審理周期一般比較長。法庭2019年審結的二審實體案件平均審理周期僅為73天,技術類知識產權維權周期長的問題得到有效改善。

第五,平等保護中外當事人的合法權益。法庭受理的涉外、涉港澳臺案件占比8.9%,有部分案件屬于當事人之間跨國訴訟的一部分,與國外專利侵權訴訟相互影響。法庭堅持對中外各類市場主體的知識產權依法一視同仁、平等保護。

第一,以權利要求解釋與等同侵權判定為主要爭議的案件較多。權利要求解釋關系到專利權保護范圍的確定與侵權比對的結果,法庭通過個案裁判在功能性特征的認定標準、主題名稱對權利要求保護范圍的限定作用、捐獻原則的適用等方面進行了深入探索。多起案件涉及等同侵權判斷問題,如何在維護權利要求公示作用的同時,給予專利權人以公平保護,成為案件審理的難點。

第二,合法來源抗辯、現有技術抗辯、先用權抗辯為最常見的抗辯事由。提出合法來源抗辯的案件占比最大,爭點多集中在舉證責任的分配、免除賠償責任的范圍等方面。現有技術抗辯的提出較為隨意,當事人在二審程序中才首次提出該抗辯的案件占有一定比重。

第一,涉發明專利、涉高新技術領域的案件多。三種專利類型中,最具技術含量的發明專利的案件數量,在無效宣告和駁回復審案件中均居于首位,體現了創新主體和相關公眾對專利價值的重視。在技術領域方面,機械領域的案件總數最多,但在無效宣告案件中,電學領域與機械領域的案件數并列最多,其中不乏通信技術、計算機等高新技術領域的糾紛。化學領域的無效宣告案件雖總體數量不多,但普遍集中于醫藥、生物技術等重要產業領域。

第二,多數案件以創造性判斷為主要爭點。涉及創造性判斷的案件共92件,在審結的專利行政案件中占比約70%;在撤改一審裁判的案件中,涉及創造性判斷的占比80%。法庭在該類案件的審理中,注重通過“三步法”判斷非顯而易見性,規范商業成功因素等輔助判斷的適用,對化合物藥物新晶型、涉保藏生物材料等類型發明的創造性判斷進行探索,確保真正有價值的發明創造依法獲得保護。

第三,駁回復審案件中自然人作為申請人的案件較多。在審結的57件專利駁回復審案件中,自然人作為申請人的案件占比75%以上,絕大多數因不具備創造性、少數因不具備實用性或不符合授權主題而被駁回。因錯誤理解專利行政訴訟起訴期限的計算方式而導致起訴不予受理的10件案件中,申請人均為自然人。

第三,審理難度差異大。計算機軟件侵權案件中,如果雙方對于軟件侵權的技術事實爭議較大,則往往涉及復雜的源程序比對,審理難度很大;反之則審理難度較低。計算機軟件合同案件中,如果合同約定模糊、有關履約標準難以確定,則審理難度較大;反之則審理難度較低。

第二,新難問題較多。如壟斷協議糾紛的管轄是否適用協議中的仲裁條款,共謀達成壟斷協議的行為實施地可否作為壟斷糾紛的管轄連結點,未起訴銷售商的情況下能否將網絡平臺商作為管轄連結點,確認不侵權案件中專利權人主張的侵權行為實施地可否作為管轄連結點,等等。這些問題反映出,伴隨科學技術、商業模式以及維權實踐的不斷發展,技術類知識產權案件的管轄呈現出日趨復雜與多樣化的特點。

第三,司法態度較寬容。法庭審結446件管轄權異議二審案件,以撤改方式結案的僅為21件,占比4.7%。出于保護權利人依法行使訴訟權利,以及適度促進司法競爭的考慮,法庭對權利人選擇案件管轄連結點持較為寬容的司法態度,尊重權利人對糾紛管轄法院的選擇權。

法庭審理的涉植物新品種權案件具有以下特點:第一,涉及的品種與人們日常生活息息相關,如玉米、水稻、蜜柚、花卉等;第二,技術事實的查明難度較大,尤其是“同一性”的判斷難度較大;第三,案件涉及的法律問題多元化,如訴訟主體資格、品種權保護范圍、合法來源抗辯、侵權賠償數額等。

2019年3月27日,知識產權法庭由庭長羅東川、副庭長王闖等五人組成合議庭敲響法庭“第一槌”,公開開庭審理了上訴人廈門盧卡斯汽車配件有限公司、廈門富可汽車配件有限公司與被上訴人法國瓦萊奧清洗系統公司等侵害發明專利權糾紛一案。從立案、開庭到結案送達,案件審理過程用時僅50天。該案涉及專利侵權糾紛的先行判決問題,具有前沿性。通過該案,法庭明晰了功能性特征的認定標準,闡明了判令停止侵害的部分判決尚未發生效力時臨時禁令的獨特價值,明確了判令停止侵害的部分判決制度和臨時禁令制度并存適用的條件和規則。該案被確定為最高人民法院指導性案例,并被評為2019年十大民事行政案例。

以“第一槌”為樣板,法庭根據不同技術領域知識產權的特性,通過個案智慧總結類案經驗,樹立了一批標桿案件。如在機械領域,上訴人無錫海斯凱爾醫學技術有限公司與被上訴人彈性測量體系彈性推動公司、原審被告中日友好醫院侵害發明專利權糾紛案,所涉專利為“肝病無創診斷儀”,該案對專利侵權訴訟中權利要求保護范圍的解釋、舉證責任的分配、相同和等同技術特征的判斷等問題確立了裁判規則。在醫藥領域,上訴人國家知識產權局與被上訴人伊拉茲馬斯大學鹿特丹醫學中心、羅杰•金登•克雷格發明專利駁回復審行政糾紛案,涉及的發明為前沿生物基因技術藥物,法庭厘清了專利創造性判斷與說明書充分公開等法律標準的關系,促使專利審查實踐中創造性判斷標準回歸核心和本質,并對如何在創造性判斷中避免“后見之明”給出了明確指引。在通信領域,上訴人深圳市吉祥騰達科技有限公司與被上訴人深圳敦駿科技有限公司等侵害發明專利權糾紛案,所涉專利為“一種簡易訪問網絡運營商門戶網站的方法”,該案以網絡通信領域的技術特點為重要考量因素,確定了多主體實施方法專利的侵權判斷規則:以生產經營為目的,未經許可將專利方法的實質內容固化在被訴侵權產品中,對專利權利要求的技術特征被全面覆蓋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實質性作用,即構成侵害方法專利權。在植物新品種領域,上訴人蔡新光與被上訴人廣州市潤平商業有限公司侵害植物新品種權糾紛案,所涉植物新品種為“三紅蜜柚”,該案對植物新品種權保護范圍以及被訴侵權行為的認定等問題確立了裁判規則,指出在植物體既是繁殖材料又是收獲材料的情形下,應審查被訴侵權的銷售者將其作為繁殖材料還是收獲材料進行銷售的真實意圖。

在制度建設方面,制定了《知識產權法庭統一裁判標準實施細則》,明確將涉及同一專利的案件原則上分配給同一法官或者合議庭,保障裁判標準統一。在前端梳理方面,采取系統比對、人工復核等多項措施識別類案,將涉及相同專利的民事案件、民行交叉案件與當事人關聯案件等類案集中分配給同一合議庭。在中間把控方面,完善法官會議制度,法庭全年召開了34次法官會議,統一了120個裁判規則,并印發《法官會議紀要摘編》和《辦案提示》,使法官及時掌握重要裁判標準和類案辦理方式;利用“知識產權法庭講壇”“新知大講堂”等平臺,推動法庭內部形成裁判共識;舉辦“知識產權法庭工作部署暨業務培訓班”“全國法院技術類案件審判實務培訓班”,加強對下指導和裁判規則的向下傳導。在末端審核方面,發揮法官會議對標桿案件、重大敏感案件的裁判文書的把關作用,實施文書評查制度,提升裁判文書質量。在重點案件方面,建立大要案專報和指導機制,編發28期《知產法庭工作信息》及特刊,為領導決策提供參考。

作為世界范圍內首個在最高法院層面設立的審理全國范圍專利等技術類知識產權上訴案件的專門化司法機構,法庭銳意進取,勇當改革先行者和探索者,創新體制機制,推進信息化建設,強化隊伍能力,全方位多措施提升技術類知識產權案件審判質效。

完善技術事實查明機制。首先,牽頭籌建“全國法院技術調查官、技術咨詢專家庫”,匯集全國各地技術調查官、技術咨詢專家360余人,覆蓋30多個技術領域。其中既有人民法院聘任的技術調查官,也有來自國家知識產權局、科技企業、高校、科研院所的交流、兼職、志愿者等形式的技術調查官與技術咨詢專家,有效解決技術事實查明人才來源單一、領域不均、供應不足的問題。其次,建立“全國法院技術調查資源共享機制”,適用《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技術調查官參與知識產權案件訴訟活動的若干規定》,推動在全國范圍內按需調派技術調查官,或參照該規定調派技術咨詢專家。共享機制與專家庫協同發力,使技術調查人才通過統一調派在全國范圍內按需流動,發揮既有資源的最大效用。2019年7月,應寧夏回族自治區銀川市中級人民法院申請,法庭調派一名機械領域的技術調查官參與“免耕式雙壟溝全鋪膜覆土聯合作業機”發明專利侵權糾紛一案的審理工作。2019年11月,法庭應天津知識產權法庭申請,綜合考慮地域、領域、人員等情況,通過“全國法院技術調查官、技術咨詢專家庫”從北京知識產權法院調派一名生物醫藥領域的技術調查官參與“作為心血管的標志和治療靶的1L1RL-1”發明專利侵權糾紛一案的審理工作。2019年12月,南京知識產權法庭積極調派計算機軟件領域技術調查官,協助最高人民法院知識產權法庭計算機軟件侵權案件審理,本案復雜的源程序事實問題得以正確查明,當事人在新事實的基礎上自愿達成和解,案件得以圓滿解決。最后,針對實踐中存在的技術調查官工作認知習慣差異大、參與訴訟細節規范不統一等問題,法庭牽頭組織北京、上海、廣州三家知識產權法院,以及天津、深圳、南京、蘇州等地知識產權法庭共同編寫,發布《技術調查官工作手冊(2019)》,為全國法院技術調查官查明技術事實提供工作指引和范式。

信息化技術是提升司法審判質效的重要手段,法庭高度重視信息化建設工作,探索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術在審判工作中的應用,在裁判規則數據庫、科技法庭、遠程質證等方面取得了積極進展,并對信息化建設工作的未來發展進行了統籌規劃。

第一,建立以法律適用具體規則為中心的新型裁判規則數據庫。首批上線的裁判規則來自最高人民法院指導案例、最高人民法院知識產權年度報告、全國法院典型案例,以及法庭2019年審結的具有指導意義的案例,由法庭法官提煉、撰寫,再進行系統梳理和分類。使用者在該數據庫輸入關鍵詞,即可獲得以“規則腦圖”和“規則列表”兩種形式展現的相關裁判規則。這一展現形式,是根據案件的類型、領域等特點,按照法律邏輯予以構建,呈現系統性的知識結構,區別于通常的簡單羅列形式,可引導使用者主動學習并掌握相關規則。該數據庫既可運用于輔助類案審理,也可運用于檢驗審判質效。目前,裁判規則數據庫試運行版已經完成,即將正式上線運行,為全國法院技術類知識產權案件智能審判提供有力支持。

第二,建設集信息化終端運用、同步圈畫技術、AR技術、語音識別技術與電子簽名技術等多項技術于一體的科技法庭。開庭時,法官席的信息化終端與辦案系統連通,法官可調閱電子卷宗資料。終端內嵌同步圈畫技術,質證過程中,法官和當事人均可通過各自終端用不同顏色的線條、色塊在證據上進行標記,實現同步圈畫。科技法庭還可運用AR技術,通過AR眼鏡的現實增強技術將電路布圖等比較微小、結構精密的證據投到大屏上,便于查看細微結構。科技法庭的語音識別技術與電子簽名技術,可以將語音轉換為文字實時生成庭審記錄,并以電子簽名代替傳統簽字,通過一次電子簽名即可實現在庭審筆錄的每一頁均完成簽名。

第三,利用高清視頻遠程傳輸技術進行遠程質證。對于不便移送的證據,法庭通過高清視頻遠程傳輸技術進行遠程質證。在上訴人北京熱刺激光技術有限公司、上海容東激光科技有限公司與被上訴人上海嘉定馬陸東方激光管廠侵害發明專利權糾紛一案中,被訴侵權產品系玻璃易碎品,不便遠途運輸,法庭與一審法院上海知識產權法院溝通協作,實現了證據的遠程實時展示與質證比對。

第四,統籌規劃信息化建設工作的未來發展。法庭制定了《知識產權法庭智能化建設三年發展規劃(2019-2021)》,明確信息化建設目標和思路,提出了“一個平臺”“兩個服務”“三個場景”“四個連接”“五個重點項目”的建設思路,打造全面覆蓋、互聯互通、跨界融合、深度應用、透明便民、安全可控的法庭智能化辦案系統。“一個平臺”是指法庭電子訴訟平臺,面向法官、訴訟參與人、社會公眾提供全方位智能服務。“兩個服務”是指堅持服務人民群眾、堅持服務審判工作。“三個場景”是指將信息化建設成果體現在訴訟服務、科技法庭、大數據分析平臺三個場景中。“四個連接”是指連接有關下級法院、外部單位、當事人、社會公眾。“五個重點項目”是指裁判規則數據庫、大數據分析平臺、外部數據交互平臺、兩級協同平臺與遠程庭審系統、知產法庭云。

隊伍建設是審判事業行穩致遠的基礎和保障。技術類知識產權審判兼具專業性、前沿性和國際性等特點,審判人員既要有堅定的政治立場,又要有高超的業務能力,還需有慎獨慎微的廉潔品質,方能有效提升司法能力,成為審判質效提升的人才保障。

法庭下設8個合議庭以及訴訟服務中心與綜合辦公室,共140名工作人員。法官42人,全部具有碩士研究生以上學歷,其中37.5%為博士研究生學歷,22.5%有理工科背景,17.5%有海外留學經歷。部分法官是從最高人民法院選派,多數法官是從全國專利審判較為成熟的地方法院借調,還有3名法官是在國家知識產權局的支持下來法庭交流。法庭的審判隊伍,經過層層篩選,實現了優中選優,是一次全國范圍內的“沙場點兵”。法庭充分發揮人才優勢,高標準、嚴要求、多渠道進一步加強隊伍建設,努力鍛造一支政治堅定、清正廉潔、精通法律、熟悉技術、既理解中國國情又具有國際視野的審判隊伍。

第一,加強政治建設,提升隊伍凝聚力。法庭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做到“兩個維護”,堅持黨對人民法院工作的絕對領導,確保黨中央決策部署在法庭得到不折不扣的貫徹落實,確保知識產權審判工作正確政治方向。落實新時代黨的建設總要求,全面提升隊伍素質能力,樹立正確選人用人導向,弘揚正氣,創先爭優,充分調動各位干警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激勵法庭干警在新時代新環境有新擔當新作為。

第二,加強業務建設,提升隊伍履職能力。根據知識產權領域思維活躍、知識更新快、國際化程度高等特點,法庭積極創造條件,針對性地加強知識產權業務培訓與外語能力培訓,提升隊伍履職能力。一年中,舉辦兩期全國審判實務培訓班,深入講解司法政策和裁判規則,促進全國條線工作統一思想、步調一致;開展多層次業務培訓,搭建“新知大講堂”“法庭講壇”等高質量常態化學習平臺,邀請全國知名專家學者到法庭授課,并向地方法院同步直播,提升審判隊伍的業務素質;組建法庭外語工作組,開展線上線下日常外語培訓,翻譯域外裁判及前沿學術文章。法庭充分發揮全國審判業務專家的榜樣作用,發揮以點帶面的“領頭羊”作用,努力成為全國法院技術類專業審判隊伍的熔爐和學校。

第三,加強廉潔建設,鍛造作風過硬隊伍。一方面,根據審判工作實際,借助新媒體,探索形成“線上線下全覆蓋、教育管理全天候”黨建工作法,以“黨員之家”“學思踐悟”“知否,知否?”等不同主題的線上互動微平臺,以及“黨建園地”宣傳廊等線下學習教育平臺為媒介,以立體化、年輕態、互動性為導向,搭建黨建學習平臺,緊貼工作實際設置學習內容,采取互動問答、互教共享的方法檢視學習效果,打造喜聞樂見的黨建品牌,在中央和國家機關工委《旗幟》雜志舉辦的第二屆黨建創新成果評選活動中被評為“百優案例”。另一方面,建立以《知識產權法庭關于從嚴治庭防范風險的意見》為統領的“1+N”制度體系,形成規章制度50余項,采取發送“知產家書”等創新形式,增強制度的執行力和約束力,推動形成良好的廉政生態。

在全面建設法治社會,推進司法體系和司法能力現代化的背景下,社會對司法公開的廣度與深度有著極高的要求。法庭在社會關注、國際矚目中誕生,秉持高度的自覺性、崇高的使命感,主動推進司法公開,積極參與國際交流,使國內外能夠全面、客觀地了解法庭技術類知識產權司法保護的制度與實踐。

以司法公開為核心,依法充分公開審判信息。法庭依托最高人民法院搭建的中國審判流程信息公開網、中國庭審公開網、中國裁判文書網、中國執行信息公開網等四大公開平臺,實現審判流程的全方位公開。在庭審公開方面,法庭以公開、直播為原則,以不公開為例外。案件的庭審過程既可以在互聯網上實時觀看,也可以庭后登錄中國庭審公開網查看錄像。重大案件全流程公開,以公開促公正。在裁判文書公開方面,對于依法應予公開的裁判文書,法庭及時通過中國裁判文書網發布。為提升公眾對裁判的認知度,法庭制作的裁判文書均附有裁判要點,對案件所涉法律問題、裁判觀點、裁判結果均予以簡要釋明,以清晰、理性的釋法闡理讓正義講得明、看得見。

以司法宣傳為抓手,全方位展示法庭工作情況。2019年3月27日,法庭的“第一槌”案件開庭審理,經中央電視臺等數十家媒體進行全媒體直播和廣泛報道,庭審網絡直播第一時間觀看量達1800余萬次。4月下旬,法庭舉辦“公眾開放周”“知識產權保護集中開庭周”“法官進校園”等一系列活動,邀請來自社會各界的公眾和媒體記者參觀法庭,體驗訴訟材料電子遞交、典型案例線上檢索等智能化系統,旁聽公開庭審;安排法官走進清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北方工業大學等高校,宣介法庭的基本情況與我國知識產權司法保護的發展。12月9日至13日,法庭開展“集中宣判周”活動,對6件具有標桿意義的案件進行集中宣判,旁聽的業界人士表示:“旁聽庭審讓我感受到了知識產權法庭審判的專業性和客觀性。”法庭還充分利用中英文官網及微信公眾號及時發布各類司法信息,共計發稿390篇,點擊量1601.2萬次。

法庭通過對外交流,學習借鑒國際上保護知識產權的成功做法,同時向世界講述中國知識產權法治故事,為世界法治文明貢獻中國智慧。一年中,法庭共開展外事交流活動32次,其中接待來訪18次,出訪8次,參加國內涉外活動6次。

第一,加強交流互鑒,“迎進來”充分展示嚴格保護知識產權國家形象。自成立以來,法庭堅持深化知識產權國際交流合作,先后接待了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國際知識產權保護協會、美國知識產權法律協會、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國際法院等組織到庭參觀座談。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總干事弗朗西斯•高銳在法庭揭牌成立時發來視頻表示祝賀,認為法庭的成立“體現了中國對知識產權保護的莊嚴承諾,表達了中國為知識產權提供更加公正高效司法保護的堅定決心”。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會長克雷格•艾倫來法庭參訪時表示,法庭的設立“對于打造國際化、市場化、法治化的營商環境具有重要意義”。美國知識產權法律協會執行董事麗莎•約根森參訪時表示,“知識產權法庭有素質非常高的法官,案件的審理會很有效很全面,會對以后的判決一致性有很大的影響。”國際法院院長阿布杜勒卡維•艾哈邁德•優素福到訪時表示,“國際上的知識產權專家、律師們都會非常關注知識產權法庭所做的判決。……法庭必定會對于知識產權中具有爭議的熱點問題有自己的判斷,比如藥品可及性與強制許可、壟斷案件中相關市場界定、專利權人和專利使用者、社會公共利益之間關系的平衡等。我相信發展中國家會尤其關注中國在上述類似問題中的作用和采取的路線。”古巴最高人民法院院長魯本•雷米希奧•費羅到訪時表示,“最高法院的各個法庭就各種類別的案件進行專門的數據處理,進行案例的匯總以及檢索,這非常具有學習借鑒意義。最令人稱道的是隨著信息技術的使用,讓這些高科技的技術進入到法庭來幫助法官對高技術類的案件做出更為正確的審判,這是非常好的應用。

第二,堅持國際視野,“走出去”用心講述中國知識產權法治故事。法庭通過積極參與國際交流活動,展示中國技術類知識產權司法保護的成果,宣傳中國技術類知識產權司法保護的理念,爭取國際社會對于中國知識產權保護情況的認知、理解和認同,為知識產權國際規則的制定貢獻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2019年5月,法庭副庭長王闖率中國專利法官代表團一行8人,赴法國、盧森堡和德國進行技術類知識產權案件審判專題交流,向歐洲知識產權司法和實務界介紹法庭的設立與我國技術類知識產權司法審判制度的創新發展,傳遞了我國大力加強知識產權司法保護的強烈信號。2019年6月,法庭副庭長周翔參加由國際知識產權保護協會中、日、韓三國分會聯合主辦的“2019AIPPI中日韓三國分會交流會”,并做英文主旨演講,全面介紹法庭的機構設置和創新工作機制,以及中國知識產權司法保護的最新發展。一年中,法庭還有多位法官“走出去”講述中國知識產權法治故事,如赴美國哈佛大學、耶魯大學進行英文宣講,赴英國參加2019年度AIPPI世界大會“模擬法庭”活動,赴瑞士參加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執法咨詢委員會會議,赴西班牙參加歐盟知識產權局舉辦的“知識產權調解大會”,赴新加坡參加知識產權周活動全球論壇,赴南非參加“國際無性繁殖觀賞植物與果樹育種者協會”年會,赴韓國參加WIPO“知識產權爭端解決繼續教育課程”,等等。

技術類知識產權司法保護,事關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實施與經濟社會文化高質量發展,對提升國家戰略實力具有重要意義。法庭充分利用案件數量多、涉及技術領域廣的調研優勢,結合司法審判深入開展調查研究,服務決策并提出立法建議,同時積極推動知識產權保護共同體的構建,形成保護合力,促進中央決策和國家戰略精神落地生根。

第三,植物新品種調研取得可喜成果。法庭被農業農村部評為2019年全國農業植物新品種保護先進集體。為提高中國種業的自主創新能力,為種業發展及國家糧食安全提供司法保障,法庭在審理好植物新品種糾紛案件的基礎上,開展了一系列調研工作。梳理全國法院近十年審理的植物新品種糾紛案件,形成人民法院植物新品種裁判十年綜述;與農業農村部開展植物新品種保護聯合調研,赴湖南、海南兩省實地考察,為湖南種業硅谷、海南自貿試驗區和自貿港的建設建言獻策;基于調研掌握的農情、種情、維權實情,圍繞擴大品種權保護范圍、對實質性派生品種進行保護的緊迫性等問題,撰寫植物新品種司法保護專題調研報告。

第一,加強與行政部門的溝通合作,形成技術類知識產權司法、行政保護合力。自成立以來,法庭積極與國家知識產權局、農業農村部、國務院反壟斷執法部門等溝通合作,不斷提升交流與合作水平,推動形成多方合力,積極服務保障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加強與國家知識產權局的合作。雙方就電子送達、遠程交換證據、數據共享等工作基本達成一致,并確定了數據交換方式。為確保互相提供的數據內容能夠穩定快速交換,雙方將進一步研究交換數據的專線連接方案。加強與農業農村部的合作。法庭與農業農村部就植物新品種保護開展聯合調研,受農業農村部邀請參加農業植物新品種保護工作研討會、植物新品種保護條例修訂研討會、農業植物新品種保護十大典型案例評審會等會議。法庭亦邀請農業農村部專家做植物新品種保護專題講座。雙方研究建立溝通合作的長效機制,合力保護國家糧食安全。加強與國務院反壟斷執法部門的合作。就禁止壟斷協議及反壟斷執法規章的制定,法庭積極為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提供修改意見和建議。法庭法官受聘擔任國務院反壟斷委員會專家咨詢組成員,參與中國競爭政策論壇、大數據與反壟斷會議等,為反壟斷競爭政策及法律問題提供咨詢意見。

第二,加強與律師協會、學術界等法律職業共同體的溝通,形成知識產權法治保護合力。2019年5月29日,中華全國律師協會知識產權專業委員會參訪法庭,圍繞法庭的建設發展、相關立法的完善、訴訟體驗的優化等問題,與法庭法官座談交流。2019年11月23日,法庭庭長羅東川應邀出席中國知識產權法律實務研討會暨中華全國律師協會知識產權專業委員會2019年年會,介紹法庭情況,并圍繞知識產權法律人才培養與法律職業共同體建設發表演講。法庭還邀請中國科學院院士等專家學者,為法庭干警講授課程,并研討技術類知識產權審判相關法律問題和技術問題。法庭探索與高校建立長效合作機制,提供司法實踐資源助力高校人才培養。

第三,加強與社會各界的交流,凝聚全社會齊抓共管的知識產權保護合力。法庭注重通過交流匯聚社會各界智慧資源和專業合力,共同提升知識產權司法保護的品質和效率,整體提升我國營商環境。法庭以各項司法宣傳活動為契機,歡迎社會各界人士觀摩庭審、交流座談。一年中,法庭共接待63批970余人次參訪,其中特約監督員、特邀咨詢員、全國及地方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29人次。法庭的調研小組就涉外專利案件管轄及法律適用、專利侵權損害賠償、植物新品種保護等問題,先后與多家科技創新企業、專利和法律服務機構進行座談,聽取各方面意見與建議,與社會各界攜手構建知識產權大保護工作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