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博官网网址app粵港澳大灣區知識產權行政保護

作者:立博官网网址app   |    时间:2020-03-11 15:31 183

深化粵港澳大灣區知識產權行政領域的實質性合作機制是粵港澳三地最早達成的共識也是最需解決方案的議題。早在2003年經國務院批準,立博官网网址app商務部就分別與香港、澳門特區政府簽署了《關于建立更緊密經貿關系的安排》(CloserEconomicPartnershipArrangement,簡稱CEPA協議),在貨物貿易和服務貿易的自由化以及貿易投資便利化三方面首先開啟一系列的區域經濟合作。在實踐中,三地逐漸認識到知識產權保護的重要性。2006年,內地與香港、澳門分別簽訂了《〈關于建立更緊密經貿關系的安排〉補充協議三》,第十條合作機制上的共識是“通過兩地政府部門間的合作機制,加強雙方在知識產權保護領域的合作”。2019年2月18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下稱《綱要》),對大灣區戰略定位之一是“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強調全面加強粵港澳大灣區在知識產權保護等領域的合作。2019年7月,《廣東省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三年行動計劃(2018—2020年)》頒布,第十點也指出“強化知識產權的行政執法和司法保護”。可見,“知識產權的保護逐漸成為鼓勵創新的一種方式。”[1]因此,一方面國家和地方眾多“軟法”緊密關注粵港澳大灣區知識產權行政領域的保護與合作,但另一方面無法回避的是,三地知識產權不同法律制度安排的現實背景,所以,如何成功構建粵港澳大灣區知識產權行政保護聯動機制,成為深耕大灣區知識產權保護與合作領域的重要議題。

我國實行“一國兩制”制度,在一個中國的前提下,國家的主體堅持社會主義制度,香港、澳門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我國《憲法》第32條規定,在香港、澳門設立特別行政區,并賦予香港、澳門高度自治的權力。《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下稱《基本法》)第2條均明確賦予其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粵港澳三地分別立基《憲法》和《基本法》授權,形成了三類法域下的知識產權保護法律制度。

香港、澳門的知識產權行政保護依據首先是就回歸前的相關法律進行本土化。香港在知識產權立法上主要受英國的影響,1997年先就專利、注冊外觀設計、版權進行了立法,并于1997年6月27日正式生效,后來又就商標、商品說明、集成電路布圖設計(拓撲圖)、植物新品種保護幾個領域制定了相應的條例。1999年通過了《版權條例》,對著作權內容、歸屬、保護期、國際上保護范圍、使用等作了詳細規定,2007年對《版權條例》進行修訂,增加了版權豁免的相關規定,主要針對閱讀殘障人士使用版權作品的行為的豁免進行規定,有關福利機構或非牟利學校出于便利的目的方便閱讀障礙人士使用的行為也同樣豁免,此種修改無疑是香港知識產權立法的進步。在上述立法中就知識產權主體、保護期限、權利保護等進行了規定,在知識產權執法上,香港主要賦予海關執法權,對知識產權侵權案件進行調查、查處、處罰等權限。版權和商標權侵權案件的唯一執法機關為海關,維護知識產權擁有人和正當商人的合法權益,海關執行《香港法例》第528章《版權條例》、第362章《商品說明條例》及第544章《防止盜用版權條例》的規定。

內地則在知識產權的保護上形成了與香港、澳門不同的保護制度,具體體現在內地主要以著作權、商標權、專利權進行單獨立法,集成電路、植物新品等以其他效力層級的法律規范進行保護,并且在知識產權具體權利的主體、保護期限、保護方式上也存在著差異,下文將會以表格形式列明粵港澳三地的差異。在知識產權行政執法上,內地較香港、澳門復雜,在知識產權管理部門上,呈現廣分散、多層級的特點,自2018年新一輪國家機構改革之后,現有的知識產權行政主體主要為國家知識產權局的專利執法、前工商總局的商標和商業秘密執法、前農業部和前林業局的植物新品種執法以及地理標志執法(前商標局、前質檢總局、前農業部)均具有從中央到省再到地方的完整三級體系。[2]而在海關的知識產權執法權限上,主要是對著作權、商標權、專利權的侵權行為,并不具備其他知識產權的執法權。

由于粵港澳三地海關都對知識產權侵權案件享有執法和裁定的權力,所以,當前最主要的大灣區知識產權行政聯動保護樣式就是三地海關的聯合執法。而從國際上知識產權保護的規則和執行經驗來看,海關聯合執法也是最為有效的機制。例如,歐盟在知識產權保護上雖以司法保護為主導,但在國際貿易領域賦予了海關執法的職能,因此,各國海關聯合執法成為歐盟共同打擊跨境知識產權侵權行為的常態工作內容。盡管當前粵港澳三地海關對知識產權行政案件還存在著保護范圍的顯著差異,如內地海關對著作權、商標權、專利權三種都加以保護,澳門海關則就工業產權、著作權(版權)進行行政保護,香港海關僅限于保護著作權(版權)和商標權。但當前應當積極突破粵港澳三地海關在知識產權行政保護領域的瓶頸問題,進而為三地其他知識產權行政保護機關的未來跨境合作提供重大示范性經驗。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1991年施行,經2001年、2010年兩次修訂)第9條、第24條至27條、第48條、香港《版權條例》(1998年施行,經2001年、2003年、2004年、2007年、2009年、2011年、2014年、2019年8次修訂)第107條、第136條至141條、第177條至178條、第216條、第234條、第263條至268條和澳門《著作權及有關權利之制度》(1999年施行,經2001年、2012年兩次修訂)第27條至29條、第215條至217條、第220條的規定對粵港澳三地著作權的取得、行政保護、民事保護三方面進行歸納得出以下表格。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利法》(1985年施行,經1992年、2000年、2008年三次修訂)第2條、第42條、第60條至64條、香港《專利條例》(1997年施行,經2001年、2007年兩次修訂)第39條、第81條至90條、第126條、第133條、第135條的規定和澳門《工業產權法律制度》(1999年施行,經2001年一次修訂)第103條、第121條、第176條、第275條至第282條的規定以及澳門《澳門特別行政區海關法》(2001年施行)第3條的規定對粵港澳三地專利權的取得、行政保護、民事保護三方面進行歸納得出以下表格。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標法》(1983年施行,經1993年、2001年、2013年、2019年四次修訂)第8條、第39條、第44條至47條、第60條至62條、第65條至66條、香港《商標條例》(2003年施行)第3條、第22條至26條、第49條、第70條至71條和澳門《工業產權法律制度》(1999年施行,經2001年一次修訂)第196條、第218條、第275條至282條以及澳門《澳門特別行政區海關法》(2001年施行)第3條的規定對粵港澳三地商標權的取得、行政保護、民事保護三方面進行歸納得出以下表格。

當前粵港澳三地共商共建共享的發展格局和國內外知識產權保護浪潮都對大灣區知識產權行政保護聯動機制提出了更高要求。首先,《綱要》對廣東省加強知識產權聯動保護提出了具體指引,《綱要》對大灣區戰略定位之一是“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強調全面加強粵港澳大灣區在知識產權保護等領域的合作。“港澳地區與珠三角文化同源,民俗相近,區域認同感較強,具備知識產權協調機制構建和運行的現實基礎。”[3]盡管在“一國兩制三法域”條件下的合作前景廣闊但起步艱難,當前最重要、最可行的選擇,仍應是從最具創新發展活力的珠三角九市先做起,帶動全省加強知識產權聯動保護,既保障和服務廣東省科技創新與經濟社會發展,又為探索大灣區知識產權保護合作新機制創造條件。此外,實踐中粵港澳三地知識產權的行政聯動保護主要依靠海關,從粵港澳大灣區內所有海關的聯合執法情況來看,也呈現出粵港澳三地知識產權行政保護聯動機制的巨大需求。根據廣東省人民政府連年公開發布的《廣東省知識產權保護狀況》[4]2016年至2018年的相關數據,粵港澳三地逐年強化情報交流和聯合執法,2016年和2017年三地海關聯合執法查處的侵權貨物批次為38批次、11.6萬余件和185批次、65萬余件。2018年粵港澳三地開展聯合執法專項行動2次,查獲侵權貨物28批次,涉及侵權嫌疑貨物5萬件。因此,伴隨著近年來廣東省海關查處的涉港澳的知識產權侵權貨物數量以及聯合執法查處的侵權貨物數量越加巨大,加強粵港澳大灣區知識產權行政保護聯動機制已經迫在眉睫。

2016年4月,在國家海關總署發布的2015年中國海關知識產權保護十大典型案例中,[5]深圳海關通過粵港海關執法合作機制查獲假冒商標手機系列案入選,該系列案正是粵港海關開展深度合作、遏制侵權風險口岸漂移的典型代表。由于在內地與港澳兩地的貿易的程序設置上,出口方需要先向海關申報具體的貨物數量,由海關進行檢查審核后獲得批準才可出口,因此,作為執法主體的香港海關和深圳海關依據其執法權限(香港海關依照商標條例依法對涉及商標權的貨物進行檢查,深圳海關依據海關條例有權對涉及商標權的貨物進行檢查)對申報出口的貨物進行檢查的行為發現其違法行為,即“申報貨物涉嫌多報少出,且貨物中夾藏9493部手機,涉及iPhone11、Samsung、Blackberry、LG、Sony五個品牌,經鑒定,全部為假冒產品”。而在執法過程中,深圳和香港海關還進行了案件信息的共享,查獲假冒商標收集的手機和配件,并且搗毀窩點拘捕犯罪嫌疑人數名。此案件聯合執法的成功也為后續聯合執法的開展構建了渠道,深圳海關對此案件開展深入分析,存在不法分子試圖把侵權貨物先出口至香港,再利用香港進行轉口的可能性。基于以上分析,深圳海關有針對性地加強了對陸運輸港貨物的監控力度,并聯手香港海關開展“粵港海關聯合執法行動”,并先后在文錦渡口岸查獲侵權手機案件15宗,扣留假冒手機及其配件2.8萬件,案值逾1600萬元。

無論從基本面還是個案上觀察,都充分說明當前三地知識產權行政保護合作機制面臨壓力巨大且極其單薄粗糙,而從大灣區自身的發展形勢來看,隨著產業轉型升級和經濟社會發展,知識產權侵權方式花樣翻新、復雜多變,新類型、重大涉外和政治敏感性強的案件劇增,尤其互聯網領域案件高發,呈現出跨行業、跨地區、多鏈條、難查處的新特點,使得知識產權執法機關在依法辦案與協同合作方面都需要進一步增強,跨境聯動保護水平更是亟待提升。尤其是廣東作為改革開放先行省份,具有提升知識產權聯動保護的強大優勢,包括: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廣東創新發展走在全國前列,奠定了堅實物質基礎;民主法治程度較高、改革開放意識和法律意識較強,打下了良好社會基礎;辦結的知識產權案件量特別是重大經典案件和涉外大案全國最多,整體水平較高,產生強大綜合效果和示范效應;多年實踐積累了豐富經驗,鍛造了精英隊伍,提供了人才儲備;各級黨委政府越來越重視知識產權保護,具有堅強的領導和組織保障。特別是當前國際局勢變化,中美貿易摩擦對廣東乃至大灣區的知識產權保護工作都提出了新的挑戰,這些問題敏感復雜而有深層影響,如何妥善應對,是粵港澳三地知識產權行政保護協調聯動工作的重中之重。

粵港澳大灣區的知識產權聯動保護需要調和的是三大法域知識產權保護法律制度的差異,但事實上國際上現有的雙邊、區域的知識產權聯合保護已經成為這些地區、國家間實現貿易便利化的重要舉措,他們如何應對和回應不同地區、國家間存在知識產權保護的制度性差異,并如何制定和執行知識產權聯合保護規則,在如此關鍵性問題上都為粵港澳大灣區提供了可借鑒的先進經驗。首先,1995年生效的《知識產權協定》(AgreementonTrade-RelatedAspectsofIntellectualPropertyRights,簡稱TRIPS協定)為成員國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定了最低保護標準,意味著國際的多數國家主體在知識產權保護問題上達成的共識,該協議也規定了知識產權海關執法的權限,提升了各國知識產權保護的水平,而隨著國際貿易的發展,發達國家開始探索制定更高的知識產權保護標準。2001年,世界貿易組織(WTO)第四次部長會議圍繞知識產權等八個議題展開新一輪多邊貿易談判,但各國發展水平的差異使得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知識產權保護的規則制定上存在較大爭議,未就TRIPS協定與《生物多樣性公約》(ConventiononBiologicalDiversity,簡稱CBD)的關系和地理標志的重點爭議達成統一意見,2011年第八次部長會議也以失敗告終,同樣爭議較大的知識產權執法等議題也就此擱置。

其次,旨在制定新的國際多邊條約提高知識產權保護水平的路徑未果后,近年來國際呈現由多邊協議向諸邊或區域協議發展的趨勢,對此,“知識產權國際保護制度正在呈現出多極化傾向。”[6]主要表現形成的知識產權區域保護協議包括:歐韓自貿協定,美韓自貿協定、《跨大西洋貿易投資伙伴關系協定》(TransatlanticTradeandInvestmentPartnership,簡稱TTIP),2015年新達成并引起廣泛關注的《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rans-PacificPartnershipAgreement,簡稱TTP)針對知識產權執法確定了較TRIPS協議更加嚴格的標準。例如,擴大執法的范圍以及侵權處罰的標準。在諸邊協議上,美、日、歐等發達國家制定了《反假冒貿易協定》(Anti-CounterfeitingTradeAgreement,簡稱ACTA),“2012年3月27日,歐洲議會投票反對將ACTA提交給歐洲法院,終結了ACTA在歐盟的批準進程。”[7]不過《反假冒貿易協定》針對數字化執法制定了新的標準,包括網絡環境下的執法措施和技術措施以及電子權利管理信息的保護,都對粵港澳大灣區知識產權行政聯動保護具有借鑒意義。

第三,經濟一體化程度較高的歐盟,由于在知識產權保護客體上,只要權利主體申請獲準后便可獲得所有成員國的保護,歐盟在知識產權保護上存在著海關執法的程序性條例和實體條例,《知識產權海關執法條例》《歐共體海關法典》、歐盟知識產權實體法和國際知識產權公約等一起構成歐盟層面更加完備的知識產權海關保護法律體系。[8]所以,在知識產權的執法上,就要求建立超國家機構來處理侵權案件,而海關則在邊境的知識產權執法上發揮著核心作用。又如,北美自貿區在知識產權保護規則的制定上與TRIPS協議相似,在與貿易投資措施有關的知識產權保護上制定統一的保護標準,在執行上還建立了專門的爭端解決機制和保障程序,邊境的保護措施也主要依托海關執法行為。

對比國際先進經驗和檢討當前現實情況,粵港澳三地知識產權行政保護聯動機制存在以下四個主要問題亟須解決:首先,我國現行法律確立了知識產權保護實行行政保護和司法保護并行的雙軌制模式,但在實踐中具有知識產權行政保護的職能機關和部門數量多且分散。多年來,廣東省堅持在黨委領導、政府協調下,推動各方分工負責、相互配合,增強了整體合力和優勢。但因體制機制、職能定位、思想認識差異以及配套措施不夠完善等原因,還存在諸多短板和掣肘因素,“聯而不動”和“動而不聯”等問題比較突出,即知識產權的不同管理部門都具備知識產權侵權案件的執法權限,這一現實使得內地的知識產權執法標準不一致,無疑加大了聯動保護的難度。例如,一方面,由于體制和職權原因,如市場監管(工商)、海關、版權等行政執法機關因對證據認定標準有差異及相互配合不充分等,導致案件移送司法困難,進而拖累知識產權保護的整體工作。另一方面,跨領域、跨地區的案件辦理,尤其是網上知識產權侵權活動的追蹤查處,由于需要上下級和系統內外等協調配合難度大,往往導致聯動保護最終未能深入進行。

其次,就粵港澳三地海關的職權來看,一方面,三地海關的保護范圍未能覆蓋知識產權的全部客體,即未將知識產權的部分客體如集成電路、植物新品種等新興知識產權納入其保護范圍。內地的海關僅對著作權、商標權、專利權有行政執法的權限,香港海關主要針對商標、著作權(版權),澳門僅限于工業產權。另一方面,知識產權的客體除了著作權、商標權、專利權外,還有集成電路、植物新品等新型的知識產權保護客體,三地海關不具備該類知識產權案件的行政執法權限,難以遏制該類知識產權的侵權行為的發生,保障知識產權權利人的權益。

第三,三地關于知識產權的保護范圍、侵權認定標準存在差異。由于知識產權具有無形性以及訴訟過程舉證難,尤其涉專業技術和行業企業效益評估等特殊重要證據的舉證,因缺乏相對配套完善的知識產權價值及侵權損害評估等中介服務機制,當事人往往難以有力舉證,執法者和裁判者也難有確鑿證據認定權利人實際損失或侵權人實際獲利數額,以至目前廣東省90%以上已結判賠知識產權案件,只能在法定限額內酌定處理,制約了知識產權司法保護力度和水平。[10]例如,對一些涉及商業秘密、反壟斷、馳名商標、標準必要專利等案件,司法機關與行政機關之間,以及司法機關之間、行政機關之間都存在認知及適用法律不一致,法律適用的不統一明顯不利于體現法治統一性和權威性,權利人和社會公眾都會質疑知識產權保護的公正度。

第四,知識產權保護聯席會議工作有待改進和加強。當前廣東省各級政府都建立了知識產權保護聯席會議制度,但大多是在面上進行倡導和工作布置,針對問題的督導落實不夠;成員單位多是被動接受任務和反饋情況,主動報告和獻計獻策較少;對諸如案件移送難、掌握法律標準不統一等瓶頸制約問題,未能有力協調推動解決;對成員單位之間如何規范、默契、高效地相互配合支持,未有細化研究,成員單位遇到問題各按自己的理解操作,反而形成爭議和摩擦。而三地之間的知識產權行政保護聯動機制基本空白,只針對特定案件相關部門展開信息共享和協同執法,缺乏完整和順暢的常態化工作機制。

目前粵港澳大灣區協調發展首先面臨法治差序狀況,[11]尤其是三地知識產權法律制度條件差別化顯著,既表現在知識產權保護的價值取向、保護水平、保護類型上,也表現在執法部門、執法權限、執法標準上。此外,香港澳門作為特別行政區享有立法權和司法終審權,而珠三角9個城市依據《立法法》僅享有特定領域的立法權限,地方司法權也有一定限度。所以,要建成粵港澳大灣區知識產權行政保護聯動機制需要從立法、司法、執法等多個角度系統思考。

如何協調粵港澳三個法域知識產權行政保護的差異是粵港澳大灣區強化知識產權保護的重要一環,采取“先易后難、共同協商、逐步推進”[12]的原則和策略,能夠在短期內解決聯動保護的現實需求,并且長遠上形成有效聯動的機制。根據區際行政協議的三種可能方式,[13]可以在大灣區內構造跨域知識產權行政協議制度:第一種方式是進行粵港澳三地知識產權行政保護的統一立法,此種方式存在立法程序的繁雜和協商難度大的困境,特別是我國現行《憲法》和《立法法》并未賦予不同地方政府進行合作立法的權限,另外,“一國兩制”賦予了香港澳門高度自治權,如何與內地政府共同立法尚無章可循。第二種方式是采用區際法律沖突的解決方式,但依照沖突法僅能解決適用法律的問題,難以解決粵港澳三地知識產權行政保護體制、機制、法制上的差異。第三種方式是依照《粵港合作框架協議》的先例來簽訂粵港澳大灣區知識產權保護區際行政協議,一方面,從粵港澳三地政府的職權來看,香港澳門依據的是《基本法》賦予特別行政區的管理權,內地則依據憲法、地方政府組織法賦予的管理地方事務的職能;另一方面,粵港澳三地均為WTO和TRIPS協議的締約方,在知識產權保護上達成了國際法共識,因而實踐中可以將TRIPS協議中關于知識產權的保護作為最低保護標準,在此基礎上在粵港澳三地知識產權行政保護聯動機制中進行商談。首先,商談能夠對三種法域產生的差異進行協調,所有利害相關的人們借助語言交流的有效性可能達成特定規范共識,[14]其中利害相關的人們主要指的是粵港澳三地的行政主體、法院、檢察院、企業等知識產權保護的主體。另一方面,商談的現實基礎是此前粵港澳三地已經形成了CEPA協議,有可供依循的經驗。

聯席會議在粵港澳三地過去的交往實踐中也被廣泛運用,成為粵港澳三地有效交流研討某一領域方法與經驗的寶貴方式。比如,粵港保護知識產權聯席會議曾雙方聯合調研彼此都關切的商標注冊問題,即大量的內地知名商標在香港被其他惡意公司搶先注冊,得到調研結果反饋之后,香港便修改了公司商標注冊的相關法律,保護了內地商標權利人的在港利益。可見,聯席會議制度已經取得一定的成效,針對粵港澳三地知識產權行政聯動保護的具體實踐可以繼續通過開展聯席會議的方式,共同探討知識產權行政聯動保護相關問題的交流合作、信息共享等,最終形成長效的合作機制。

就主體而言,聯席會議應當包含三地行使知識產權保護職能的行政機關,如知識產權局、海關和公安,必要時可邀請三地政府主要領導參加,還可借鑒深圳南山區的做法,視情況邀請相關行業領域(行業協會或大企業等)的代表列席,以利于更好地進行科學決策和落實。就地域而言,聯席會議所能涵蓋的范圍應當包括珠三角九市和港澳地區,還可借鑒江蘇、浙江等省做法,擴大省內非珠三角各市以及兄弟省市參加聯席會議,在更廣領域和更大范圍加強聯動保護。就工作而言,要有專人專職負責聯席會議辦公室工作,加強日常信息收集和分析研究,及時上報三地政府首長,并能夠協調相關行政部門,對知識產權案件移送、法律認定和處理標準等問題,分輕重緩急集中調處。就互動而言,三地檢察院、法院公正起訴裁判跨境知識產權糾紛案件的同時,也與三地行政保護機關形成良性互動,尤其是粵港澳三地海關、公安、知識產權局、法院和檢察機關應當就實務中遇到的知識產權行政執法和刑事犯罪標準問題等,進行深入研究交流漸趨達成統一可行意見,以解決跨境執法和審判矛盾沖突問題。

大灣區知識產權行政保護專家顧問委員會可選聘大灣區內及國家高水平專家20至30人組成,以分別研究或集中會診等多種方式,發揮建言獻策作用。專家顧問委員會應著重研究五個方面問題:一是對大灣區須上報黨中央、國務院的涉知識產權重大、涉外、敏感、復雜問題的處置應對提出參考意見;二是對大灣區涉知識產權重大決策或重要文件制訂進行研究論證和建言獻策;三是對大灣區知識產權司法和執法中重大疑難問題進行會診研究,提供專家建議,以利于統一法律標準和防止新負面問題出現;四是對大灣區已結且有廣泛宣傳意義的重大典型知識產權案件進行研究點評,提出專家意見,有利于增強宣傳示范和教育警示效果;五是對大灣區需要研究的其他涉知識產權重要問題進行研究和論證。

知識產權保護存在著司法保護和行政保護兩種手段,未來的發展趨勢是以司法保護為主,行政執法為輔,即“完善以司法保護為主導、行政司法相銜接的知識產權執法體制”。[15]粵港澳大灣區知識產權行政聯動保護機制的構建過程中也需要處理好行政保護與司法保護之間的關系。“當法律盡可能精確和穩定時,它就能最好地為社會服務。”[16]行政保護與司法保護的標準不統一將給知識產權的主體尋求保護帶來諸多不確定性,無法為市場主體提供穩定的營商環境,因而需要司法與行政形成一致的知識產權保護標準。行政保護與司法保護都是大灣區知識產權保護中的重要環節,實現行政執法統一首先是實現同案同罰,不同案件則要體現其特殊的價值取向,當務之急就是粵港澳三地海關聯合執法時在知識產權侵權案件中的查處認定標準要達成共識。其次,行政執法標準與司法保護標準銜接。當事人對行政執法行為不服的,可以向法院提起訴訟,行政執法過程中認定的事實和依據將會接受法官的合法性審查。所以,為避免行政執法者濫用公權,也更好地救濟地識產權權利人,跨境行政執法與司法審查之間在知識產權保護上要實行統一的裁量標準。

信息共享平臺主要包括大灣區知識產權案件信息平臺和粵港澳知識產權保護平臺。大灣區知識產權案件信息平臺的構建是對《〈關于建立更緊密經貿關系的安排〉補充協議三》《廣東省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三年行動計劃(2018—2020年)》《綱要》中強化知識產權保護要求的具體措施,而這一平臺的構建也將在大灣區知識產權行政保護聯動機制上發揮著巨大的作用。一方面,案件信息的共享有利于提高粵港澳三地行政執法的效率;另一方面,也有利于知識產權權利人維護其合法權益,從長遠的角度來看,更能為市場主體營造良好的創新環境。大灣區知識產權案件信息平臺的具體設置上,需要滿足聯動執法、權利人訴求、司法保護與行政執法的多方面現實需求,并在現有的由粵港澳三地知識產權管理部門協作建立的粵港澳知識產權資料庫的基礎上進行業務提升。

粵港澳知識產權保護平臺的重點在于結合現代科技手段,解決知識產權權利人維權過程中舉證難的問題。例如,粵港澳知識產權保護平臺上的知識產權存證模塊主要是利用區塊鏈技術對權利人享有的知識產權進行存證,區塊鏈存證具有不可篡改、不可逆以及可追溯的特性,同時支持任何形式的信息存證,與傳統的公證存證方式相比,具有絕對的優勢。首先,粵港澳知識產權保護平臺要與國家知識產權機關的政府服務平臺相對接,加速知識產權申請的在線審查和批準確權管理。同時,也要將粵港澳知識產權保護平臺與各地知識產權交易保護平臺相聯通,便利化知識產權成果的快速轉化和信用建設。其次,一旦出現知識產權糾紛并進入調解、仲裁、行政裁決或司法裁判環節,粵港澳知識產權保護平臺存證模塊提交的系爭知識產權數據經正式審查后自然成為電子證據,從而提升爭議解決效率。為此,大灣區應加大政策支持力度,鼓勵布點設立第三方知識產權存證平臺,并以國家標準為基礎制定更為安全可靠的大灣區標準以及知識產權存證的使用、技術和證據規范,搭建好第三方知識產權存證平臺與權利人、企業、行業機構和行政機關、司法機關等之間的信息互通共享機制。此外,還應當通過地方立法來強化對第三方知識產權存證平臺真實誠信行為的行政監管。

粵港澳大灣區知識產權的聯動保護還需要依靠市場和社會提供更為全面、完善的保護。一方面,要借助市場力量,加強對知識產權鑒定、評估等中介機構及知識產權交易市場的培育。加強專業技術人才隊伍和專家庫建設,健全專家輔助人、專家證人、專家人民陪審員等機制,為加快建立科學、公平、合理的知識產權損失價值評估機制創造條件。加強跨行業、跨地區知識產權聯動保護中的政企協調,對利用互聯網制假售假和侵犯知識產權案件,可積極協調互聯網平臺,加強網上監控和查處等追根溯源工作。另一方面,要適應形勢發展,正確引導和管控輿論,強化宣傳工作針對性和實效性。用好大灣區得天獨厚的知識產權案源,用更多精力強化日常宣傳引導。要以主流媒體為主要支撐,善借媒體之力,擴大和提升公證司法與行政聯合執法辦案的社會政治效果。聯動機制要注重結合已辦結的重點和典型大灣區知識產權案件,加強總結剖析,針對短板和漏洞提出改進建議,更有效地推動依法聯合治理。